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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环节贯彻《两个规定》问题研究

作　者: 冯军
导　师: 何萍
学　校: 华东政法大学
专　业: 法律
关键词: 检察贯彻两个规定研究
分类号: D925.2
类　型: 硕士论文
年　份: 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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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2010年6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分别简称《审查规定》、《排除规定》及总称《两个规定》)。《两个规定》出台,受到了理论界及实务界的较高评价。检察机关在中国的司法环境下,承担着职务犯罪侦查、侦查监督、公诉审查、民事行政法律监督等多重职能,其中受《两个规定》影响最大的部门当属于职务犯罪侦查、侦查监督与公诉审查三大部门。三大部门在贯彻《两个规定》过程中,即存在同质性又存在异质性。同质性表现在理念方面。在传统的重打击,轻保护的诉讼理念下,对证据收集、认定、使用中的问题意识并不高,只要能达到证明犯罪嫌疑人构成犯罪,对于证据如何取得并不关心,即便有时能注意到证据存在一定问题,也会通过后续的沟通协调工作让法院站在倾向于控方的立场,法院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也乐意如此。异质性表现在因职责而产生了不同使命。自侦部门应当更多关注取证过程中的问题;批捕部门更多关注对侦查阶段所取证据的先期审查;公诉部门更多关注自己在庭审阶段的证明责任。因此,检察环节如何贯彻《两个规定》,本文撰写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写《两个规定》出台后,检察机关的执法人员如何在理念是进行转变,适应《两个规定》给检察工作带来的各种工作问题。证据理念转变包括三点:一是证据价值与目的的转变;二是证据认定、非法证据排除针对的主体是所有侦查部门的人员而非单单是人民法院对证据的庭审审查;三是对事实进行证据固定的意识,即文明取证,规范制作。第二部分主要探讨《两个规定》对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之影响及侦查机关可采取的对策。取证是职务犯罪部门查办职务犯罪人的工作重心。《两个规定》规定了取证手段、证据形式不规范的哪些不能作为法庭定案的证据。因此作为总纲性的探讨:非法应当可以分为轻微违法与严重违法。轻微违法所取证据可以补救,严重违法所取得的证据可以排除。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在取证时要严格按照《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各种命令性规定与禁止性规定进行操作,严禁和尽量避免出现非法的情形。在检察机关将职务犯罪案件批准逮捕权上提一级的背景下,下级职务犯罪侦查部门所取证据在被上级侦查监督部门视为非法时,应当有提出救济的渠道,笔者提出了类似于复查复议的救济方式。第三部分《两个规定》对侦查监督、审查起诉工作之影响及两大部门可采取的对策。两大部门在职责上虽然各有所归,但在证据审查上却具有同质性。因此,两大部门在证据的审查上要实现两个认识转变:职责认识转变与身份转变。转变的终点在于以法庭中心主义的模式来严格审查证据。承接在前一部门本文将非法证据划分为轻微违法与严重违法的情形下,结合现实中经常发现不规范现象,笔者进行了更务实的划分探讨:哪些情形属于轻微违法证据、哪些情形属于严重违法证据。在此部分,本文提出了轻微违法证据的补救主体、补救程序。特别一提的是,在本部分笔者基于执法者但又超脱于执法者对《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进行了缺陷审视。《排除规定》中存在很多不完善的地方,比如对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过窄,对于非法实物证据未知可否,对于理论界经常提出的毒树之果只字未提。而这些证据在审查时经常遇到。所以从超脱于执法者的狭隘视角,笔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第四部分主要讲述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责任。证据研讨的终点便是能否为认定案件事实服务,在证据存在缺陷又能证明案件事实的情况下是不排除、如何排除的问题。在考察两大法系的证明责任后,证明责任其实可以分为两大部门:一是提出事实责任,解决事实由谁提出,提出事实后,是否需要提供证据,提供多少证据,将事实证明至何种程度;二是说服不能责任,提供证据后,将事实证明不至法庭确信的程度,因法院不相信而判决由谁承担不利后果。详言之,非法证据排除不能之说服责任可以分为两块:被告人之说服不能责任;控诉方之说服不能责任。而《排除规定》在排除非法证据方面存在价值理性与技术理性的双重缺陷。

检察环节贯彻《两个规定》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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