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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史学探微

作　者: 唐燮军
导　师: 王东
学　校: 华东师范大学
专　业: 史学理论及史学史
关键词: 魏晋南北朝史学微观考察实证研究
分类号: K092
类　型: 博士论文
年　份: 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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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拙文除绪论及附录外共分八章,以专题研究的形式分别考述了学界语焉不详或无暇顾及的若干史学问题,从中得出以下结论:1、见录于《隋书·经籍志》的《吴书》,实乃韦曜独力所撰。此书不但叙事超出它作为孙吴国史的范围,且其体裁结构除纪、传外,至少尚置有《祥瑞志》。然而,尽管其《祥瑞志》对王隐、沈约分别构置《晋书·瑞异记》、《宋书·符瑞志》可能有所启发,但《吴书》的史学影响仍主要体现在其部分记载成为《三国志》尤其是《建康实录》吴史部分的史料来源。假如进而详加考辨,又不难发现《建康实录》对《吴书》的征引其实并未旁出《三国志注》所录,从而可以认定许氏此书如同韦曜《吴书》,其价值仅仅表现为它在不期然间为后人研究三国史事保存了部分史料。2、齐高帝君臣由于俱非史才,误将开国之年定为本朝国史的叙事上限,从而自我放弃了诠释宋齐递嬗进程的主导权。于是不满现状的刘祥,趁机撰写《宋书》以“讥斥禅代”。然则刘氏此举显然并非人君所能隐忍,因而不久之后,武帝既伺机将之远贬广州,又随即诏令沈约、王智深重撰宋史,冀以消除由刘祥《宋书》“讥斥禅代”所导致的负面影响,进而规范刘宋史事的叙述模式。至此,南齐官方的修史重心,遂由国初的侧重编纂国史转为肆力重修宋史。其后成书的王智深《宋纪》,尤其是沈约《宋书》,基本上贯彻了武帝的旨意,也因此多有曲笔。3、沈约的学术成就及影响诚然可观,但对他来说,学术研究归根结底只是用以追逐世俗功名的手段而已,故其治学重点始终随着人主的好恶趋尚而不断转移。他的曲学阿世,实际上使之像诸多时人那样自置于对皇权的依附之中,从而推动了南朝皇权的日趋强化。至于其处世原则和治学风格的多变、善变,既契合儒家的说教,也予时人以深刻的影响。4、沈约《宋书》尽管前有所承,却多能钩稽融会、断以己意,绝非徒事钞撮者。该书的学术价值虽高于同记刘宋史事的裴子野《宋略》,但由于外在的人事关系发生了有利于裴氏的变动,故而它在梁代的史学地位不如后者。尽管如此,沈《书》无论史书结构抑或史观,皆对当时及后世史学乃至文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而此类影响既有显晦之别,后人也因此而有知与不知之分;《建康实录》记宋事全据《宋略》为蓝本而与沈约《宋书》无涉之说,即是其中的典型例证。5、《宋略》始作于永元二年五月之后,定稿于天监三年裴氏除右军安成王参军之前。是书采撷颇广,与沈约《宋书》同闻异述,只是因为《隋书·经籍志》作者坚执北朝史学传统而被归入编年史之列。以其鲜明的义理化色彩而长期饮誉史坛的裴《略》,最终由于时代需求的变易,大抵散佚于两宋之际。6、通过追述洛阳寺庙的兴废,凸显佞佛之风的危害,以期东魏统治者从中汲取经验教训,是杨衒之撰述《洛阳伽蓝记》的旨趣所在。《洛阳伽蓝记》之所以采用文注分列的编纂体例,更有可能受启发于当时经史书籍的类似措置。明末清初以降,该书主要得益于传统学术的转型,而日益受到学界的推崇。7、何之元的生前行迹,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史学观念及其《梁典》的史书结构与书法。据《梁典》佚文,既能推知该书始作于何氏任职北齐期间,定稿于归降陈朝之后,又可考见其编纂体裁实非《隋书·经籍志》所谓的编年体,而是尚未定型的纪事本末体。至于何氏的著述旨趣,或隐或显地表达在《梁典序》及《总论》之中,一言以蔽之,就是替梁朝与陈氏政权争正统。8、编年体作为“古史记之正法”,尽管经由干宝的倡导、改良而久晦得显,然其与纪传体颉颃史坛之格局,仅存续至五世纪三、四十年代,而告终于范晔对两体优劣高下的评判及其《后汉书》对纪传体编纂方式的改进。此后,虽有编年史之间出、实录体之衍生、纪事本末体之引入,但占据南北两地史坛之主流者仍为纪传史。对于传统史学在此期间的演进轨迹,刘子玄尽管未尝不了然于胸,却依然力倡编年、纪传两体分立并行于两晋南北朝之说。总体上不足以与同期纪传体史书分庭抗礼的两晋南北朝编年史,之所以如此备受刘氏的推崇,其关键就在于它们多能遵行自《春秋》、《左传》以来的编年史之定式,注重宣扬史学的政教义理功用,从而契合了刘氏史以致用的价值观念与学术主张。

全文目录

论文摘要  6-8
ABSTRACT  8-12
引论  12-19
  一  12-14
  二  14-18
  三  18-19
第一章韦曜《吴书》考辨  19-31
  第一节合撰抑或独著  19-22
  第二节体裁结构  22-26
  第三节《建康实录》征引《吴书》考论  26-31
第二章南齐官方修史重心的转移  31-41
  第一节修史重心转移的缘起  31-33
  第二节刘祥及其《宋书》  33-37
  第三节修史重心的转移及其影响  37-41
第三章论沈约治学重点的转移及其原因和文化意义  41-58
  第一节从少好百家之学到致趣史学  41-44
  第二节从致趣史学到措意文学、礼敬释氏  44-48
  第三节从措意文学、礼敬释氏到遵奉道教  48-52
  第四节从遵奉道教到崇儒信佛  52-55
  第五节沈约治学重点不断转移所隐含的文化意义  55-58
第四章沈约《宋书》平议  58-77
  第一节辨沈《书》与何、徐旧作之关系及其八志断限诸问题  58-65
  第二节考沈《书》、裴《略》之关联及其在梁代地位之变迁  65-72
  第三节论沈《书》之尚变及其史学影响  72-77
第五章裴子野《宋略》刍议  77-92
  第一节成书时间考  77-81
  第二节史料来源与编纂体裁辨析  81-85
  第三节裴氏史论的义理化倾向及其《雕虫论》的作旨  85-88
  第四节《宋略》的流布与散佚  88-92
第六章《洛阳伽蓝记》商兑  92-104
  第一节作者生平及其著述宗旨  92-94
  第二节文注分列的编纂体例及其渊源  94-98
  第三节学术声誉的变迁及其原因  98-104
第七章何之元《梁典》考论  104-116
  第一节论何氏行踪与《梁典》构造及书法之关联  105-109
  第二节《梁典》佚文及其作年考  109-112
  第三节编纂体裁与著述宗旨辨析  112-116
第八章两晋南北朝史体优劣论  116-130
  第一节干宝对编年体的倡议、改良及其史学影响  116-120
  第二节范晔与纪传史的复兴  120-123
  第三节何之元的史体观及其历史意义  123-126
  第四节刘子玄"二体并行论"的偏失及其成因  126-130
附录  130-195
参考文献  195-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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