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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际会计实质趋同后盈余质量会改变吗?-来自中国的实证数据

作 者: 郭人杰
导 师: 周红
学 校: 复旦大学
专 业: 企业管理
关键词: 盈余质量 国际会计准则 门槛
分类号: F233
类 型: 硕士论文
年 份: 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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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1.文献回顾随着贸易和金融市场的全球化,一套世界性的会计准则应运而生,这就是国际会计准则。继1973年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成立以来,为提高会计报表资料在国际间的可比性、协调各国会计实务中的分歧,陆续颁布了41条国际会计准则和9条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如今,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直接采用或允许上市公司使用国际会计准则。在世界各国掀起向国际会计准则趋同热潮的同时,会计业界和学术界正激烈讨论着采用国际会计准则与会计质量的关系,尤其是与盈余质量的关系。例如欧盟作为国际会计准则的强烈支持者,在其2002年发布的文件中,声称国际会计准则保证了财务报告的高度透明和可比性,因此比多数国家现行的国家会计准则具有更高的质量,为投资者提供了更大的保障(European Commission,2002)。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需要从严谨的学术角度来衡量国际会计准则是否能提高会计质量,增加会计信息的透明度。根据Barth et al.(2008)的研究逻辑,判断采用国际会计准则对会计质量的影响需要分两方面考虑。第一,我们必须从准则本身出发,假定国际会计准则比原国家会计准则更具优越性。第二方面是考虑准则之外的因素,特别是国际会计准则的具体实施对会计质量的影响。首先我们讨论国际会计准则本身。作为一套原则导向的准则,国际会计准则的目标之一是减少会计计量的选择性,使会计信息更好地反映企业的实际经营状况(IASC,1989),所以国际会计准则要求更全面的信息披露,同时也限制了管理层对会计计量的选择权(Ashbaugh和Pincus,2001)。通过限制这种操控权,能更如实地反映企业的经济情况,因而提高会计质量(Barth et al.,2008)。然而,一些实证研究的结论却与此相反。比如Tendeloo和Vanstraelen (2005)指出,国际会计准则实际上为操控应计项目提供了更大的余地,因而不能有效抑制盈余管理。另一个例子是中国新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在减值损失转回上的差异。中国会计准则不允许转回已提取的减值准备,从而避免通过操纵减值损失来操纵盈余。而国际会计准则遵循公允价值计量的原则,允许在一定情况下转回已确认的减值损失,并将转回部分确认为当期收益。在这一点上,国际会计准则比中国新会计准则提供了更大的盈余操纵空间。如同Barth et al. (2008)总结的那样,原则导向的会计准则内在的灵活性为盈余管理带来更多机会,因而降低会计质量。尽管如此,国际会计准则仍被全世界广泛地认可为高质量的财务会计准则。Barth et al. (2008)逻辑中的第二步是考虑国际会计准则的实际实施对会计质量的影响。除准则本身以为,会计实务的其他方面,例如财务人员的专业能力、管理层盈余管理的动机和相关机构的监管等等因素,都会影响会计质量,甚至抵消高质量的准则本身所带来的积极作用。这正是Ball at al.(2003)所总结的,采用高质量的准则是得到高质量的会计信息的必要条件,却不一定是充分条件。比如,Jeanjean和Stolowy (2008)对澳大利亚、法国和英国的实证研究显示,采用国际会计准则之后,盈余管理的现象并未减少,相反在法国有所增加。他们认为,除了会计准则,管理层动机和国家体制都是决定财务报告质量的重要因素。Ball et al. (2003)对亚洲四国的实证研究证明,在发布财务报表时,管理层和审计师受各种动机的驱动多于受会计准则的约束。因此,采纳国际会计准则绝非高质量会计信息的保证,还有许多因素会影响最终的会计质量。关于采用国际会计准则和会计质量的关系,Barth at el. (2008)对21个国家的327家公司进行了研究,发现采用国际会计准则的公司显示出较少的收益平滑,即更高的会计质量。回顾中国学者关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和会计质量关系的研究,我发现这些研究都是基于Barth et al. (2008)研究的第一个假设之上,认为国际会计准则的确比中国会计准则具有更高的质量。因此,研究集中于讨论国际会计准则在中国的实际应用,而学者们也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质疑。根据Tang(2000)的研究,中国通过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来提高会计质量的目标也许并不能实现,因为准则并不是决定会计质量的唯一因素,真正关键的是会计准则如何被运用到实际的会计业务中。他认为中国会计从业人员的能力并不能胜任国际会计准则下的会计工作。“企业中的大部分会计人员所受的专业教育不能满足新的工作方法的要求,而在管理层身上这一问题更为严重”(P.98)。另外,它还指出“会计准则的执行不仅有赖于相关从业人员的接受程度,还要依靠审计人员的专业能力,来判断准则的运用情况……[在中国]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性大受质疑。”(P.98)。因此,会计实务非常可能与会计准则的要求有所差异。尽管如此,近期的一项研究显示出相反的结果:中国会计准则和国际会计准则的趋同带来了中国会计实务和国际会计实务的趋同(Peng et al.,2008)。然而,这项研究仅使用了79家同时发行A股和B股的上市公司1999年至2002年的数据,影响了它对中国上市公司的代表性。总而言‘之,关于国际会计准则在中国的运用情况众说纷纭,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启用国际会计准则将带来的益处,例如增加会计信息透明度、提高会计质量等,真的能实现吗?就其中的一个方面——盈余质量来说,Yu et al.(2006)的研究证明,1994至2002年间,中国上市公司通过盈余管理来满足增发新股的最低盈利要求。这一现象不仅十分严重和普遍,更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会计规章制度的变化,上市公司也会相应改变他们盈余管理的行为模式。在Yu et al.(2006)的研究年度内,中国会计准则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步步实现与国际会计准则的趋同,但在这三个时期内,中国上市公司都体现了严重的盈余管理。这一结果让人不禁怀疑前三次会计准则的更新是否对会计质量带来了实质的影响。2.研究假设本文所要探讨的是中国会计准则的第四次改革。2006年,中国财政部颁布了新的《企业会计准则》,并于2007年1月1日开始首先在A股上市公司实施。新的《企业会计准则》包含了修订后的基本准则以及38条中国会计准则,全面代替了2001年实施的会计准则体系(Peng et al.,2010).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认为,2007年中国启用新的会计准则系统,实现了中国会计准则和国际会计准则的实质性趋同(David Tweedie,2006)。并且,中国财政部已决定2011年实现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全面趋同(中国财政部,2010)。目前,中国新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差异主要存在于三方面:资产减值的转回,关联方披露和政府补助。这次会计准则的变化规模远远超过了前三次改革,中国财政部也对中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实质性趋同所产生的作用抱以极大的期望。通过准则的修改,财政部旨在提高会计信息的质量,提供更客观的上市公司财务报告,从而有效保护投资者利益,使中国资本市场在日益全球化的金融市场中更具国际竞争力(T. McCollum,2006)。正如上文所述,会计准则本身并不构成高质量会计信息的充分条件,还有多方面的因素需要考虑。因此中国财政部通过会计准则的改革,是否就能完成所设定的目标呢?本文要检验的就是中国会计准则实现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实质趋同后,上市公司的盈余质量是否改变。根据Yu eta1.(2006)的研究结果,中国上市公司的盈余操纵方式会随准则的改进而调整;同时Jeanjean和Stolowy (2008)对澳大利亚、英国和法国三个国家强制上市公司采用国际会计准则的后发现,盈余管理现象并未减少;再结合中国上市公司在“特别处理”制度下,强烈的报告收益的盈余管理动机,本文做出如下假设:研究假设:中国会计准则实现与国际会计准则实质趋同后,上市公司的盈余质量并未改变。3.研究方法首先需要定义的是本文的研究范围,本文研究的是上市公司的盈余质量,并且是以财务报告中的盈余管理行为来度量的。因此,本文的逻辑是,先证明中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确实普遍存在,然后将这种普遍性加以度量,通过比较这一指标在新准则实施前和实施后的变化,得出采用国际会计准则是否对盈余质量产生影响的结论。以往的研究主要采用三种方法度量盈余管理现象:可操控应计项目、特殊应计项目收益分布的门槛分析。在本文中,我采用第三种方法,以收益门槛为主进行统计检验。这一方法主要有两大优点,一是上市公司的收益分布频率图能直观地展现统计结果,二是这种方法所需要的数据容易获得,所以能最大化样本数量。管理层关注的收益门槛主要有三个(Degeorge et al.,1999):1.报告盈利,即报告大于零的净利润;2.维持近期状况,即至少达到去年的利润;以及3.达到分析师的预期,尤其是分析师们达成共识的盈利预测。检验收益门槛的研究一般会同时检测这三个方面,包括避免报告亏损的倾向,盈利的减少和盈利的预测(Jeanjean and Stolowy,2008),但本文关注的是对第一道门槛的检验,即避免报告亏损的盈余管理。检验在亏损与盈利门槛上的盈余管理最经典的途径由Burgstahler和Dichev(1997)提出,他们运用大样本数据描绘出收益分布频率的直方图。在他们的研究中,收益是以净利润来度量的,为使各企业数据具有可比性,净利润必须首先除以企业的期初市值来进行归一化。在直方图中,每区间长度设为0.01,以零点为中心向两端延伸。观测的重点在零点附近的区域。Burgstahler和Dichev(1997)发现了收益分布图在零点处的不连续现象。具体地说,零点左侧第一个区间内的公司数异乎寻常地小,而零点右侧第一个区间得到的观测数却又非同一般的大。在正常情况下,收益的分布应该相对平滑。这种分布的不连续性证明,企业通过操纵盈余,将负的收益右移至零点右侧,从而在财务报告中显示出盈利。本文中的研究方法与Burgstahler和Dichev(1997)的基本相同,但根据数据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几处调整。首先,我选择用未计特殊项目前的收益来度量企业的收益,这是由于2008年中国所发生的巨大地震损坏了一些上市公司的设施,产生了非经常性的损益。考虑到这些非经常项目对2008年净利润的影响,我决定采用未计特殊项目前的收益这一会计科目来度量收益。其次,各公司的未计特殊项目前的收益都要以“滞后总资产”进行归一化(Jeanjean和Stolowy,2008),其含义是:当所检验的未计特殊项目前的收益属于t年度时,要除以t-1年度的期末总资产,使不同规模的公司具有可比性。总而言之,我所检验的变量是IBEXt/LTAt.1,用这一指标代表上市公司的收益。其中IBEX表示未计特殊项目前的收益,而LTA表示滞后总资产。研究一共包括四个年度的检验,取新准则实施的第一年为t年度,则观察的是t-3,t-2,t和t+1年。其中的t-3和t-2年是新会计准则使用前的年度,t和t+1年则是新准则使用后的年度。t-1年是使用旧准则的最后一年,所以被特意从检验中去除了,原因是上市公司很可能利用准则的转换进行特殊的盈余操纵,因此这一年的结果不能代表一般年度的盈余管理行为模式。研究的下一步是描绘出IBEXt/TAt-1分布频率的直方图,统计的是落入不同收益区间内的样本数量。本文一共运用了两种不同的直方图,差别在于区间长度的不同。第一种直方图与Burgstahler和Dichev (1997)研究中的类似,区间长度为0.01。观测的重点在[-0.01,0]和[0,0.01]这两个区间上,IBEXt/LTAt-1值落入[-0.01,0]区间内的观测值被称为“稍亏”,相反地,IBEXt/LTAt-1值落入[0,0.01]区间内公司被认为是报告了“微利”。比对这两个区间中的公司数量,如果发现这两个区间有明显的不连续现象([-0.01,0]内公司数量极少,而[0,0.01]内公司数量极多),就说明上市公司的确进行了盈余管理,将“稍损”转化为“微利”。不存在盈余管理的情况下,收益的分布应该是比较平缓的,不会有显而易见的不连续。在我的研究中,“稍损”和“微利”区间展现出了过于极端的不连续性(将在研究结果中看到),两个区间中的观测数量相差过于悬殊,程度比以往的类似研究严重得多。这促使我重新思考了直方图的设计,因为很有可能“稍损”和“微利”区间的划分出现了问题,导致了极端结果的出现。所以我进行了另一种直方图的测试。Degeorge et a1. (1999)认为区间的长度要平衡精确的频数预测和直观的统计结果两方面的需求,所以他使用2(IQR)n-1/3作为区间长度,其中IQR是样本的四分差,即第三四分位数和第一四分位数的差值;n是样本总数。所以,我也应用2(IQR)n-1/3作为区间长度描绘出了另一组收益分布的直方图。由于4个检验年度的四分差各不相同,因此这组直方图中,各年度的收益区间长度是不同的。通过两组不同直方图的描述,确保收益分布的检验方式是比较稳健的。从收益分布图中,如果能够发现上市公司存在普遍的盈余管理行为,那我们就可以比对新会计准则使用前后这种普遍程度的变化了。值得一提的是,这项研究的重点并不仅在于发现盈余管理的存在本身,而是在于观测出变化:新准则使用后,盈余管理行为是减少了,或是增加了,亦或是没有改变呢?因此,虽然我们从直方图中能清晰地观察出盈余管理是否存在,但我们依然需要一个更为可靠的指标来衡量出各年度盈余管理的程度,然后我们才能比对各年度的盈余质量。我所选取的指标是“微利”与“稍亏”观测数的比值(Jeanjean和Stolowy,2008),这一比值越大,说明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程度更大。这一统计量可以显示出收益分布的不对称性。我对四个观察年度的“微利/稍亏”指标进行开方检验,从统计上判断该指标在四个年度内是否有变化。检验的原假设是这四年的“微利/稍亏”指标没有变化。而检验的结果存在两种可能。第一种是原假设不能被拒绝,所以我们能出,新会计准则使用后,中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现象并未有所改变。第二种检验结果是拒绝原假设,即至少有一个年度的“微利/稍亏”指标与其余的不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进一步进行开方检验,不同的是,这一次是要将四个年度两两比对,找出哪些年度的“微利/稍亏”指标有所不同,从而推断出新准则对盈余质量的影响。4.数据和样本本文所研究的年度是2004,2005,2007和2008四年。其中2004和2005是新会计准则使用前的年度,2007和2008年则是新准则使用后的年度。2006年被去除了,因为是使用旧准则的最后一年,上市公司会进行特殊时期的盈余操纵,不具有普遍的代表性。由于统计量中包括LTA滞后总资产,即上一年度末的总资产,因此,研究中需要的年末总资产属于2003、2004、2006和2007年,而未计特殊项目前的收益属于2004、2005、2007和2008年。研究数据取自Compustat Global数据库。在该数据库中,“未计特殊项目前的收益”和“总资产”的代码分别是IB和AT。样本包括了上海和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的A股上市公司,在2003年后上市或在2003至2008年间退市的公司都被排除在样本外。也就是说,研究所选取的公司在2003至2008年间都保持着活跃交易的状态,因此能为研究提供所需要的财务数据。此外,银行金融类企业的会计结构与一般公司不同,因此也从样本中去除。此时,样本中还剩下1211家公司。我分别在四个年度中,将公司按IBEXt/LTAt-1排序,去除首位的各1%样本。最终,每个年度包括1185个观测数,四个年度共有观测数4740个。5.研究发现表格1展示了样本的描述性分析结果。从表格中我们看到,各年度的平均值、中位数都没有表现出极大的差异,标准差也基本在同一水平上。据此我判断数据是有效的。表格1描述性分析——以总资产归一后的未计特殊项目前的收益从收益分布频率图中(图片1),我观察到了零点处收益分布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不连续。[-0.01,0]的稍亏区间中,各年度都只有少于10个观测数,而[0,0.01]的微利区间中,各年度的观测值都超过了100,甚至高于200。而在其余的区间中,观测值的频数变化则要平缓得多。这证明了,非常多的上市公司为了避免报告亏损,进行了盈余管理,将亏损调整为微利。接着,在收益的对称性分析中(表格2),开方检验显示,不能拒绝四个检验年度的“微利/稍亏”比值相同的原假设。因此,这四年的盈余管理程度并无变化,即中国会计准则在和国家会计准则实质趋同后,上市公司的盈余质量未发生改变。此外,我还进行了一组对比试验,将收益区间长度设定为2(IQR)n-1/3,得到了非常相似的结果。图片1收益分布频率直方图(区间长度0.01)Year 2007-Post Adoption表格2收益对称性检验6.研究结论通过对新准则使用前后上市公司的收益报告进行分析,我得出了以下结论:第一,中国上市公司普遍地操纵盈余来避免报告亏损,并且这一行为在新准则使用前后都存在着。第二,使用新准则后,上市公司操纵盈余将亏损转为微利的状况并未发生改变,没有证据显示这种行为有减少或增加的情况。因此,2007年开始使用的中国新会计准则,虽然实现了和国际会计准则的实质趋同,但并未改变中国上市公司的盈余质量。有多方面的原因可能导致了这种情况的出现。第一,国际会计准则本身的灵活性为盈余管理提供了诸多机会(Barth et al.,2008)。其次,中国的审计和会计从业人员的专业能力也许还未跟上新准则的步伐,因而新准则并未在财务报告中得到很好的运用。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上市公司管理层强烈的盈余管理动机。由于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都实行“特别处理”制度,连续两年报告亏损的上市公司将被特别处理,不仅股票名称前将被加上ST字样,每个交易日的涨跌幅还被限制在5%以内,中期报告也必须审计。若第三年度仍发生亏损,则暂停交易;6个月后仍然亏损则要面临退市处理。因此,报告亏损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是巨大的,所以管理层有非常大的动机将亏损的财务报告调整为盈利。另外,由于在“特别处理”制度中,对于亏损和收益的额度是没有界定的,所以政策实施的分界点正是收益的零点,即在ST制度中“稍亏”的公司会和巨额亏损的公司遭到同样的待遇,因而更促使了“稍亏”的公司操纵盈余转变为“微利”。本次研究为会计政策的制定者提供了一定的借鉴意义,推广高质量的会计准则的确势在必行,这是提高盈余质量的先决条件,但是,采用优秀的会计准则却不能保证高的盈余质量,还需要其他方面的配合,而管理层的动机则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在中国会计准则和国际会计准则的全面趋同的过程中,中国财政部应该加速会计实务各个方面的改革,才能提高中国上市公司的盈余质量。

全文目录


中文摘要  5-14
Abstract  14-17
1. Introduction  17-20
2. Background  20-33
  2.1. Chinese Capital Markets  20-23
    2.1.1. Pre-reform Period(1949-1977)  20
    2.1.2. The First Stage of Evolution of Chinese Capital Market(1978-1992)  20-21
    2.1.3. The Second Stage of Evolution of Chinese Capital Market(1993-1998)  21-22
    2.1.4. The Third Stage of Evolution of Chinese Capital Market(1999-Now)  22-23
  2.2. Evolution of Chinese Accounting Standards  23-33
    2.2.1. Pre-reform Pe riod(1949-1977)  23
    2.2.2. Burgeon Period(1978-1991)  23-24
    2.2.3. The Four Stages of Evolution of Chinese Accounting Standards  24-33
3. Literature Review  33-37
  3.1.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and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  33-34
  3.2. Impact of IFRS on Earnings Quality  34-35
  3.3. Studies in China  35-37
4. Research Design  37-40
5. Sample and Data  40-42
6. Findings  42-51
  6.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42
  6.2. Distributions of earnings  42-49
    6.2.1. Interval Width 0.01  42-45
    6.2.2. Interval Width 2(IOR)n~(-1/3)  45-49
  6.3. Measures of Asymmetry  49-51
7. Conclusion  51-53
References  5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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