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位论文 > 优秀研究生学位论文题录展示

中岛敦改编小说与原著比较研究

作　者: 马雪英
导　师: 姚莉萍
学　校: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专　业: 日语语言文学
关键词: 中国古典文学人物形象命运自我存在
分类号:
类　型: 硕士论文
年　份: 2007年
下　载: 384次
引　用: 0次
阅　读: 论文下载

内容摘要

中国古典文学对亚洲各国的文学创作都曾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尤其对日本文学的影响非常大。在日本文学史上,受中国古典文学影响并与中国古典文学有密切联系的日本作家为数众多,中岛敦就是其中的一位。中岛敦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入日本文坛的作家,虽然作品为数不多,创作活动期也不长,但他独具风格的文学却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与他取材中国古典文学进行创作是分不开的。中岛敦的文学作品大多取材于中国古典文学,其中最能代表其风格的当属《山月记》和《李陵》。《山月记》取材于唐代传奇《人虎传》,其主题却和原著完全不同,表现了知识分子内心不得志的痛苦和悲惨命运。《山月记》是中岛敦第一部公开发表的作品,一经发表便受到了文坛的极大关注,后来被评为“迄今为止最受欢迎的中岛敦的作品”。《李陵》取材于中国的《史记》、《汉书》和《文选》,它以汉武帝和匈奴的战争为背景,揭示了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人物李陵和司马迁的命运。由于《李陵》是中岛敦去世之前一直潜心创作的作品,被评价为中岛敦的“集大成”之作。因此,要考察中岛敦以中国古典文学为题材的作品的实质,就不能忽视《山月记》和《李陵》。然而,迄今为止,将《山月记》和《李陵》分别与其出典进行充分比较后去论述中岛敦以中国古典文学为题材的作品的研究在国内外并不多见。而且,即使是将《山月记》和《李陵》分别与其出典进行对比的论文,也大多集中于探讨其作品中历史人物的性格和命运的关系。本文也是基于上述两部作品与其出典的不同考察中岛敦以中国古典文学为题材的改编作品的创作特点,但考察角度稍有不同。中岛敦作品中的主人公—无论是《山月记》中的李征、还是《李陵》中的李陵和司马迁在中国古代典籍中的命运都非常不幸。在中岛敦的作品中他们的命运同样很不幸,但中岛敦作品中李征、李陵和司马迁的悲剧和不幸总让人觉得和其出典有所不同。而且,正是从这不同之处才能真正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因此,本文拟通过详细分析《山月记》和《李陵》与其出典的不同,从取材与再创作的角度考察作者对中国古典题材的改编再创作及其因此而形成的文学风格。对中岛敦以中国古典文学为题材的改编作品的研究,中日两国学者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日本学者多侧重于对中岛敦作品中主人公的性格和命运的关系的研究。其中非常有代表性的是佐佐木充,他在〈中岛敦?中国古典取材作品研究〉一文中深入分析了中岛敦取材于中国古典文学的作品与其出典的异同,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岛敦的创作特点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考察。佐佐木充认为“作者想要表现的是:人不管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只有遵从自己选择的命运才能生存下去。‥‥人只有遵从自己的愚昧才能生存下去”。他关注的自然是命运和性格的关系,他认为决定人的命运的是“人自身的愚昧”,即人的性格。而中国学者多关注的是中岛敦的作品整体和中国古典文学的关系。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孟庆枢,他在〈中岛敦与中国文学〉一文中围绕中岛敦的几篇以中国古典文学为题材的改编小说与其出典的异同论述了中岛敦和中国文学的关系,他认为“中岛敦在作品中谱写了一曲对东方艺术的赞歌”。另外,王新新在〈谫论中岛敦对中国题材的撷取和演绎〉一文中以《李陵》为例,结合中岛敦的家庭背景及当时所处的社会背景及战争因素,分析了中岛敦通过对中国史料典籍的再加工来描写人物的独特风格形成的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本文采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在充分比较中岛敦取材于中国古典文学的作品《山月记》和《李陵》与其出典异同的基础上,从取材与再创作的角度考察作者对中国古典题材的改编再创作及其因此而形成的文学风格。本文分为三章,第一章分为两节,在第一节中将《山月记》与《人虎传》、第二节中将《李陵》与《史记》、《汉书》、《文选》中的相关部分分别进行了比较,以比较研究为基础探明了中岛敦对进行文学创作时对史料的取材与选择。《山月记》和《李陵》这两篇作品都取材于中国的古典文学,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山月记》取材于唐代传奇《人虎传》,是作者以原著中的故事为框架,注入自己的想象和思考后运用自己独特的改编手法改编而成的;而《李陵》则取材于中国的古代史书《史记》、《汉书》和《文选》,是作者以史实中的典故为素材,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和才能创作出的作品。这两部小说的故事情节都基本尊重史料,有一些描写甚至可以看作是对史料的翻译。但是,中岛敦的《山月记》和《李陵》决不是简单地直接将史料中的古语翻译成了现代文,其中有很多处描写都是中岛敦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进行的创作。他时而对史料进行解释,时而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使作品内容更加充实;有时甚至对史料进行了改变。具体说来,作品与素材的关系可分为以下三种:第一种是直接将素材作为作品的一部分,这是因为素材比较符合作者的创作意图。第二种是将素材作为作品的主要内容,同时根据需要对素材进行加工或省略,或者充实作品内容。这是因为素材不太符合作者的创作意图。第三种是素材中没有相关内容,作者完全根据自己的想象进行创作。这是因为素材中完全没有符合作者创作意图的内容。本文在第一章中按照上述分类将《山月记》和《李陵》分别与其出典进行了比较,由此分析了中岛敦对原著的取材与再创作。第二章分为两节,以第一章中作品与其出典的比较研究为基础,分析了中岛敦取材于中国古典文学的作品的创作特点。概括说来,其创作特点主要有以下三点:即人物形象再塑造、作品主题新探索和将自身投影于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第一节围绕中岛敦作品中塑造的李征、李陵、司马迁的形象,分析了中岛敦的人物形象再塑造这一改编特点。首先介绍了中岛敦塑造的李征的形象。中岛敦在《山月记》中将主人公李征设定为一个诗人,而且整个故事的成立是以他是诗人为前提的,而在《人虎传》中却没有体现这一点。《人虎传》中对李征性格的描写为“微少博学,善属文”,对其委托袁傪为其代录诗稿时的描写为“我有旧文数十篇未行于代，虽有遗稿，尽皆散落,君为我传录,诚不敢列人之阈,然亦贵传于子孙也”。这些描写在《山月记》中则变成了“成就诗人的美名”、“不消说,过去写的几百首诗尚未问世,现在竟连诗稿的所在也已不甚了然。然而其中有几十首至今尚能背诵得出来,请你代我笔录。我根本不想以此冒充风雅,但这毕竟是我一生为之坚持乃至破产、发狂的苦果,哪怕是一部分也好,倘若不能流传后世,我死也不能瞑目。”可以说《人虎传》中的记述只是当时的官吏所应该具有的素质和文人意识。与此相反,《山月记》中的李征是一个具有强烈的诗人意识的人物形象,因此,委托袁傪为其代录诗稿的目的和必然性也就不尽相同。接下来介绍了中岛敦塑造的李陵的形象。史实中的李陵和中岛敦作品中的李陵虽然同样都是悲剧性的人物,但我们不能忽视其悲剧和不幸的不同之处。在中国,李陵投降匈奴的行为被斥为“不忠不义”,但是,中岛敦作品中的李陵投降匈奴却是“失神落马后被活捉”的结果,从而将李陵刻画为一个值得同情的人物形象。史实中的李陵是战败后主动投降匈奴,而中岛敦作品中的李陵却从来没有考虑过投降,不仅如此,还一直坚持浴血奋战。中岛敦作品中塑造的李陵比史实中投降了的李陵更加忠诚。正因为中岛敦笔下的李陵比史实中的李陵更加忠诚,其被迫投降匈奴就更显示出了其命运的不幸。投降匈奴后的李陵陷入了对自我存在的怀疑与不安中,心灵备受煎熬。史实中的李陵将自己投降和遭遇不幸的原因归于汉朝、命运等外部原因,完全没有从自己身上寻找原因。但是在中岛敦的作品中,李陵认为自己遭遇不幸的原因在于自身,对自己进行了深刻地分析,陷入了对自我存在的怀疑与不安。通过李陵见到苏武时的复杂的心理活动可以看出这一点。面对“不害怕不为人所知的苏武”,李陵回想自己“曾经想杀了单于然后逃离匈奴,但由于担心自己失败后不为汉朝所知,自己的冒险将会成为一场空,最后终于没有付诸行动”,他偷偷地出了冷汗。越将自己的往事与苏武的往事进行比较,他就越感到“苏武是义人,自己是卖国奴”。后来李陵带着汉武帝已死的消息再一次去探望了苏武。看到苏武“面向南号哭”、“痛哭数日,直至吐血”的样子,“已经一滴泪也流不出”的李陵发现了在同样没有受到汉朝厚待的苏武的心底,流淌着“无法用语言比喻的纯粹的对汉朝的热爱”,对自己陷入了深刻的怀疑之中。最后,当苏武偶然地可以回到汉朝时,李陵终于发现自己和苏武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因此,最后的结果也完全不同,他感到了深深的恐惧。中岛敦就这样塑造了一个对自己进行深刻分析、对自我存在产生怀疑与不安的李陵形象。最后介绍了中岛敦塑造的司马迁的形象。史实中的司马迁和中岛敦作品中的司马迁同样都是被处以宫刑、背负着耻辱完成了《史记》的创作的人物形象,但是其内心的精神世界却完全不同。史实中的司马迁为了避免“轻于鸿毛”的死,为了追求完成伟大的史书《史记》的创作的“重于泰山”的人生,自己选择了宫刑,最后完成了《史记》的创作。由此可以看出史实中的司马迁是一个积极向上的人物形象。此外,不管是在《史记》的〈太史公自序〉中还是在《文选》的〈报任少卿书〉中,都没有关于司马迁追究自己遭受不幸的原因的描写。只有在〈报任少卿书〉中有司马迁的「未能尽言,明主不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的记述。但是在这些记述中,完全看不出司马迁从自身分析遭受不幸的原因、对自我存在产生怀疑与不安的心理。与此相反,中岛敦作品中的司马迁却从自身出发寻求了遭受不幸的原因,是一个对自我存在产生了怀疑与不安的人物形象。他认为“车裂等其他死刑也许更适合自己”,但是却从未想到会以“近50岁之身”受宫刑“之辱”。被处以宫刑之后,他在痛苦烦闷的数日中,有时以一个学者好推究事理的习惯来反省自己。他思考了“这整个事件的发生,到底错在谁呢”。他首先从汉武帝、“全躯保妻子的大臣”和“老好人”身上寻求给他带来外在的不幸的原因。但是,身为历史学家的司马迁都没有忘记“不管怎么说,汉武帝也是个伟大的君王,不管他有怎样的缺点,只要有他在,都不会使汉的天下有些微的动摇”。当他把怨恨转向武帝身边的奸臣和老好人时,他又感到“对自尊心极高的他来说,那些小人甚至不足以成为怨恨的对象”、“连被憎恨的价值都没有”。没有从外部找出自己遭受不幸的原因的司马迁最后转向了自己,想要从自身寻找遭受不幸的原因。他将遭受宫刑的原因归咎于自己,得出了“我活在世上,这便是唯一的错处”的结论。他对自身存在的根据产生了怀疑。对怀疑自身存活价值的司马迁来说,死亡的诱惑是强烈的,然而对修史事业的“无意识的关心”却阻止了其自杀的念头。在中岛敦的作品中,未能自杀的司马迁只不过是一个“没有知觉没有意识的书写机器”。第二节以《山月记》和《李陵》与其出典的比较研究为基础,分析了中岛敦的作品主题新探索这一改编特点。对命运的认识和对自我存在的怀疑与不安始终贯穿于中岛敦的作品中。在《山月记》中,中岛敦对李征变成虎的原因作了较大变动,关于变虎的原因,原著《人虎传》中体现了一种“因果报应”的思想,它包含有“以一定的民族信仰的必然性为基础存在”的内容。而中岛敦的《山月记》却对李征变虎的原因有了新的诠释,将其解析为(1)命运、(2)性情(即懦弱的自尊心和高傲的羞耻心)和(3)非人类性(即留意于贫乏的诗业胜过关心将受饥寒的妻小),由此可以看出,《人虎传》中所体现出来的变虎原因和《山月记》中所体现出来的变虎原因是完全不同的。中岛敦以人性为出发点来解释命运,将文章主题设定为表现知识分子不得志的内心痛苦以及悲惨命运。另外,通过中岛敦的另一部作品《李陵》与中国史书的比较,也可以看出中岛敦关于李陵和司马迁的不幸遭遇的记载,也与史料有很大的不同。可以看出中岛敦做这种改动是为了更加强调其命运的不幸。史料中的李征、李陵和司马迁的命运也都非常不幸,但是他们都没有从自身寻求遭遇不幸的原因,也没有对自我存在产生怀疑与不安。与此相反,中岛敦作品中的上述人物都从自身寻求了自己遭遇不幸的原因,而且都对自我存在产生了怀疑与不安。我们从对李征分析自己变虎原因的描写、对李陵见到苏武时的复杂的心理活动的描写、对司马迁寻求自己遭遇不幸时的心理描写等都可以看出这一点。第三节分析了中岛敦的将自身投影于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这一改编特点。中岛敦将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非常有名的悲剧性人物---李征、李陵和司马迁作为自己作品的主人公,他以史料中的故事为基本框架,通过对史料中的素材进行加工和创作,栩栩如生地塑造了被命运捉弄的李征、李陵和司马迁的人物形象。很多评论家都评论说:“中岛敦与这种李征、李陵和司马迁的形象产生了共鸣”。深田久弥也对此评论说:“中岛敦借助于对历史人物的重新塑造,纵情地抒发了自己心中荡漾的热情和感情。《李陵》中的主人公---无论是李陵、司马迁还是苏武,他们的不幸遭遇虽然都是取自于史实,但那种悲痛却都属中岛敦所有”。第三章分为两节,通过考察中岛敦的家学背景和个人成长历程,分析了中岛敦取材于中国古典文学的作品的创作特点形成的背景原因。中岛敦以中国古典文学为素材,通过自己的创作来表现自己对命运的认识和对自我存在的怀疑与不安不是偶然的,是与其儒学世家的家学背景和不幸的成长历程密切相关的。第一节在考察了中岛敦的家学背景的前提下,分析了其家学背景对他的文学创作产生的影响。中岛敦创造的小说大多取材于中国的古典文学,而他的作品除小说以外还有相当一部分的短歌以及二十余首的汉诗,汉诗的数目虽然不是很多,但其中既有“攻文二十年自嗤疏世事夜起偶翻書起仰天狼炽”这种带有自嘲口吻的作品,又有“悠悠獨住別乾坤美醜賢愚任俗論河馬檻中春自在団団屎糞二三痕”这种春风荡然的作品,这些汉诗都非常敏锐的表达了主人公的心情。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岛敦具有非常高的汉学修养,这给他的文学创作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和丰富的题材。中岛敦出生于东京的一个儒学世家,他对汉学的熟知和痴迷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从小就受到了“祖辈传下来的汉学”的影响。他的祖父中岛抚山是一个儒家学者,在久喜开了一个私塾名为“幸魂教舍”,以中国的古代典籍为教材。祖父的弟弟号杉阴,也是一个汉学者。中岛抚山有很多孩子,其中包括中岛敦的父亲在内至少有4人是汉学者。中岛敦的父亲中岛田人从小就从父亲和哥哥那里学到了很多的儒学知识,明治30年(1897年)5月通过了文部省汉文科教员的考试,成为了一名中学教师。中岛敦的父亲田人虽然并没有特意的教过他汉学,但是中岛敦不可能没有受到这种“家学”的影响。中岛敦在短篇《狼疾记》中所记载的“父祖传下来的儒学培养出的自己”是确有其事。这种家学环境对中岛敦后来以中国古典文学为题材,创造出了大量出色的作品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第二节分析了中岛敦不幸的个人成长历程对他的文学创作产生的影响。中岛敦幼年虽得益于儒学世家的家世背景,其家庭生活却非常不幸。中岛敦有3个母亲,可是不幸的是他和两个继母的关系都很不好。中岛敦的生母在明治43年(1920年)他还不到1岁的时候和他父亲田人离婚,1年后死于肺结核。之后他被送到父亲的家乡琦玉县由祖父祖母收养。中岛敦2岁时祖父故去。他的第一个继母在大正12年(1923年)生下一个女儿后很快就死去了。中岛敦16岁时迎来了第二个继母,但第二个继母也在昭和11年(1936年)因病去世。因此,中岛敦是在完全没有得到母爱的情况下长大成人的。1931年他和高桥氏结婚,第二年大女儿出生,但不幸的是出生3天便夭折了。中岛敦幼年经历了7位亲人的死亡,这种不幸的成长历程给他对命运的认识和对自我存在的怀疑与不安造成了深刻的影响。中岛敦出生在东京四谷,1岁时被送到父亲的老家琦玉县久喜町和祖父一起居住,5年后又回到父亲身边。之后由于父亲经常调动工作,幼小的中岛敦也跟着父亲频繁地搬家,几乎没有固定的朋友。12岁时由于父亲的再次调任搬到朝鲜京城居住。在朝鲜居住的时期正是他的少年时期,这种不稳定的少年时期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后来从事的文学创作。中岛敦在短暂的生涯内备受哮喘病的折磨。他19岁的时候得了哮喘,从此,这病就逐年恶化,一直纠缠着他直到死亡。为了治好哮喘,他曾前往贝劳南洋厅内务部地方课当国语编写书记,但南方的气候对他的哮喘却完全没有好处。哮喘发作时他忍受着人所不忍目睹的痛苦,日渐憔悴。从南洋回来后他创作出了《弟子》、《李陵》等一系列杰作。然而,他最终没能战胜病魔,1942年12月4日由于哮喘发作导致心脏衰竭去世了,享年33岁。哮喘病的折磨使他充分感受到了命运的不幸。中岛敦经历了文学创作和工作不能兼顾的矛盾。他1933年大学毕业时正是就业难的时代,他是靠父亲的关系才在横滨女子高中谋了个语文和英语教师的工作。1941年,中岛敦因为哮喘病无法工作,辞去了横滨女子高中的教职。之后为了治好哮喘,他前往贝劳南洋厅内务部地方课当国语编写书记。但是南洋的气候对他的哮喘却完全没有好处。而且他在南洋由于没有参考书也无法进行创作。1942年3月他趁出差回到了东京,直接提出了辞呈。从南洋回来后他就不再外出工作,而成为了一个专职作家,创作出了一系列的杰作。3个母亲、复杂的家庭关系、多位亲人的死亡、不稳定的少年时期、哮喘病的折磨、创作和工作的矛盾,这一系列不寻常的经历对中岛敦的世界观和创作意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正如“幼年时代的不幸会给人的一生带来很大的影响”所说,中岛敦的不幸的成长历程尤其使他感受到了命运的不幸,并对自我存在产生了怀疑与不安。本文通过将中岛敦以中国古典为题材的改编小说《山月记》和《李陵》分别与其出典进行比较,明确了中岛敦的作品《山月记》和《李陵》与其出典的不同之处,并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对作品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考察了中岛敦对中国古典题材进行改编时的创作特点,概括说来就是人物形象再塑造、原著主题新探索和将自身投影于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中岛敦将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非常有名的悲剧性人物---李征、李陵和司马迁作为自己作品的主人公,他以史料中的故事为基本框架,通过对史料中的素材进行加工和创作,栩栩如生地塑造了被命运捉弄的李征、李陵和司马迁的人物形象。对命运的认识和对自我存在的怀疑与不安始终贯穿于中岛敦的文学作品中,而通过对史料典籍的加工来表现其对命运的认识和对自我存在本身的怀疑与不安已成为了中岛敦文学的独特风格。然而,中岛敦取材于中国的古典文学进行创作,来表达其对命运的认识和对自我存在的怀疑与不安并不是偶然的,他儒学世家的家学背景以及不幸的个人成长历程给他的文学创作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使他自然而然地把目光投向中国古典文学,并从书中人物的痛苦人生以及悲惨命运找到了共鸣,从而通过历史人物的再现来表达了他自己对命运的认识和对自我存在的怀疑与不安。中岛敦取材于中国古典文学的作品除《山月记》和《李陵》以外还有很多,通过进一步将中岛敦的其他作品与其出典进行比较研究,以期探明中岛敦文学的创作特点则是笔者今后的课题。

全文目录

序言  4-7
第一章中岛敦改编小说对原著的取材与再创作  7-30
  第一节《山月记》与《人虎传》比较研究  7-18
  第二节《李陵》与中国史书比较研究  18-30
第二章中岛敦改编特点分析  30-40
  第一节人物形象再塑造  30-35
  第二节原著主题新探索  35-39
  第三节将自身投影于作品中的人物形象  39-40
第三章中岛敦改编特点背景分析  40-44
  第一节儒学世家的家学背景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  40-41
  第二节不幸的个人成长历程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  41-44
结语  44-45
谢辞  45-46
参考文献  46-66

中岛敦改编小说与原著比较研究

内容摘要

全文目录

相似论文